十月下半月的一天，正赶上天气转换，清早起来，阴霾的层云压得天色昏暗，好像这一天已经过完似的。细碎的秋雨随着冷冷的秋风，飘洒在满地凋落的黄叶上。我坐在窗前的转椅上，百无聊赖地痴望着窗外这恼人的天色。想用写作来排遣，但大脑一片空白，写不出一个字来。忽然桌旁的电话铃急促地一声接着一声响起来，接听之下，原来是当年在日本讲学时的一位中国学生谢君从东京打来的电话。他问候我的起居后，声调立刻显得极其低沉地说：“有个不幸的消息，求您务必镇静，……齐藤教授过世了！”这是非常意外的噩耗，异国挚友难道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了吗？谢君又陆续说了些齐藤临终前没什么痛苦之类的安慰话，可是我再也听不进去了。
我和齐藤结识近十年，结识的经过很有点传奇性。我们素昧平生，那时齐藤正担任日本独协大学的教授兼经济部部长，得到文部省一笔学术基金，课题是“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”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为了从中国邀请合作者，检读若干种中国这方面学者的著作，从中选择了几位，又向有关学术机构咨询，他提请教授会同意聘请我为客座教授，但是当时碰巧有位年近七旬的中国老教授应聘来日，不料在机场突发心脏病猝死，而我当时也已67岁，所以有多数教授犹疑，有部分教授反对。由于齐藤在学校的地位，终于确定由齐藤来中国亲自考察我的健康状况。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南开大学，主要交谈合作的意向和中国新编地方志的情况。他丝毫没有透露考察我的健康问题。齐藤回校后向教授会报告我很健康，并表示一切由他个人负责。于是我从1991年9月应聘到独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，开设《中国方志学通论》和《中国文化的传递》两门课，直到翌年4月，共任职八个月。他始终没有谈过应聘过程中的那番曲折，我是在快回国时才从他学生口中知道的。
齐藤教授名博，1934年生于横须贺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，是二战后日本新史学界的著名学者，以研究社会民众史著称，著述闳富，著有《民众精神之原像》、《民众史之构造》、《历史之精神》及《幻住庵史谈》等多种。齐藤博教授曾亲自参与地方史志编修的实践，于编修史志的立论与方法，多有卓识。他曾在所撰论文中论述了地方史编纂法的几种潮流，支持了市民创造市史编写的观点，他对专家承包和专家与乡土史家共同编写的方法有一定的看法，并批评把编史作为学术实习的作法。我们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一直非常愉快，进展也很顺利，并在规定期限内结题，先后出版了中日两种文本的研究论文集，为中日史志学者合作研究获得成果的首创之作，而中文本的出版还得到齐藤博教授的慷慨资助。
齐藤比我小11岁，很尊重我。他因为我旅居异国，所以很周到地照顾我的生活。他不仅亲自陪我参观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名胜遗迹，还约我吃日本料理，喝几遍酒，特别指定他的一位研究生专门管理我的日常生活，解决语言障碍。他是位性格开朗坦率的性情中人，是喜怒形于色而毫不掩饰自己的血性汉子；但在关键时刻，他明辨是非，仗义执言，全力维护和信任自己的朋友。回忆我在独协任教不久时，竟有同我族类，且在国内受教于我的不肖之徒，觊觎我的职位与收入，见利忘义，勾结齐藤门下某劣生，挑拨离间我和齐藤的友好关系，无中生有地对我造谣中伤，以求一逞；但是，齐藤教授不为谣言所动，力持正义，公开指责他们的用心，面斥其非，对于我则多方慰藉，使友情益臻金石。
齐藤身体素健，不意未达中寿，遽而谢世，关山阻隔，憾难临吊，情实难已，乃捡齐藤所赠著作并合作论文集等陈于案头，燃香焚此文稿而遥祭，齐藤幽冥有知，当鉴此远方之悼念。谨祷于天：
“齐藤———走好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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